前不久，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承办的“超级工程研究”成果发布，一部厚重大书《超级工程概论》随之面世，并很快销售一空，开始加印。

      这是一项填补中国空白的前瞻性学术研究，动用了“超级团队”参加，其中仅院士就有49位，预计形成出版物约30本，《超级工程概论》只是其中第一本。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在京专访了“超级工程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

《读+》：开展“超级工程”研究，对当下中国有哪些意义和价值？

      刘合：首先是记述历史，为社会留下记录。通过系统开展超级工程研究，撰写超级工程排行榜案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299项超级工程案例，记录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第二，揭示超级工程建设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用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多年的工业历程，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工业体系与科技体系，超级工程建设功不可没。超级工程建设推动国家发展，同时国家发展又进一步推动新的超级工程建设。这是一个彼此推动互相成就、螺旋式进步的过程。

      第三，树立中国品牌，构建中国主导的工程标准与理念。此次研究，是中国人首次主导研究，并向全世界推出的古今中外超级工程排行榜，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工程研究领域的绝对话语权。中国的超级工程已经开始在世界工程领域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超级工程的工程科技、管理方法等各方面也逐步领先于世界水平，达成多项世界之最。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需要发展，“一带一路”助推了合作国家的发展建设，同时又推广了中国工程的标准与理念。这就急需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彰显中国工程建设的杰出成就，构建中国主导的工程标准与理念。

      第四，为中国未来超级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通过研究不同时代超级工程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趋势，发现不同时代有各自的使命。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的根本在于水利与土地，古代中国修建了京杭大运河、坎儿井、都江堰、黄河大堤、白起渠、郑国渠、灵渠、龙首渠、六门陂等水利方面的超级工程，为当时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在近现代，中国需要的是实现工业化。而在当下，中国建设的超级工程要向解决“卡脖子”领域、国家安全方向倾斜，如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大飞机制造、核动力航母等等。系统研究超级工程，总结超级工程的时空演化规律，深入探讨超级工程在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上的巨大推动作用，总结工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读+》：在《超级工程概论》这部书中，引用了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院士的一句话：“二战以来……中国以工程立国。”如何理解这句话？

      刘合：二战的主要参战国家几乎都是当时的工业强国，唯有中国当时仍然是农业国。二战后，真正改变全球工业格局的就是一件事，即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而中国实现工业化以工程建设为基本特征，超级工程建设则是其典型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工程建设造物活动，中国城乡处处成为热火朝天的“大工地”，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社会和民生需要的各类工程，催生了一大批史诗级的令人激动的超级工程和超级工程群，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被誉为“基建狂魔”与“世界工厂”，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就是以大型工程、超级工程为依托。

      我们在《中国近现代超级工程排行榜》中共筛选出299项具有代表性的超级工程。其中，1949年以前有42项，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尝试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60项超级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引进欧美技术，实施38项超级工程，以能源矿业和水利水电为主；90年代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共实施33项超级工程，其中运载、运输超级工程18项，促进人、财、物的流动发展是该时期超级工程的主要任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中国共实施83项超级工程，以能矿、制造、土木三类超级工程为主，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主要任务；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共实施43项超级工程，以制造工程和能矿工程为主，铸造大国重器和促进科技自主创新是该时代超级工程的主要任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持续不断取得突破，目前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和资金支持也越来越强化，经过时间的沉淀，未来，中国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持续涌现，中国工程创新也会持续加速。

      失败的“超级工程”都有共性

     《读+》：在研讨“超级工程”课题的过程中，有哪个环节是大家花了最多时间精力去讨论的？最后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刘合：“超级工程”研究课题组织管理难度之大，远超团队最初的设想，可以说，我们这个研究本身，就是一项“超级工程”。过程中，项目组组长胡文瑞院士在两部分花了最多的时间与精力。

       一个是用“一句话”给古今中外超级工程排行榜643项超级工程赋予权威准确的定位。这件事非常困难，因为涉及的行业、领域众多，每项超级工程的“一句话定位”都要与相关专业的院士与专家研讨，获得行业的认可。经过几十次的研讨会最终确定，达成一致。我们曾经连续召开12天的视频研讨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就是643项超级工程案例的撰写，项目组共组织了43个案例撰写团队，参与院士、专家共计751人，很多案例由工程建设的总指挥或经历的院士亲自撰写。如港珠澳大桥的总指挥林鸣院士、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者杨宏院士等等。案例撰写没有费用，所有参与的院士、专家均是无偿支持。经过第一轮各行业撰写之后，东北大学与中国石油团队经过第二轮加工整理形成合稿。由于行业众多，参与撰写人文笔各异，大量数据史料需要核实。项目组组长胡文瑞院士又组织清华、北大等10个编辑编审团队进行第三轮编辑，部分案例甚至推倒重写。

     《读+》：能否谈谈古今中外“失败的”超级工程？其失败，有没有共性或者规律？

      刘合：古今中外，失败的超级工程不胜枚举。失败的超级工程表象上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设计问题、马虎大意或管理不善，但根源上则是好大喜功与贪大求奇，在贪欲的推动下，欲望战胜了理智。

      比如“三易回河”工程。北宋初期，黄河故道流经汴梁城北，可以作为都城天堑，但黄河故道由于堆积了大量泥沙而经常自然改道，黄河改道让都城开封无险可守。宋朝君臣便三次试图让黄河改回故道以阻止契丹人南下进攻。

      第一次是宋仁宗年间，计划将黄河改道六塔河东流。欧阳修力谏宋仁宗，但宋仁宗执意改道，其结果是1056年古道决堤，淹死军事重镇河北军民无数。第二次是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建议继续实施回河工程，结果二易回河导致在北起海河、南至淮河这个区域，形成了严重的洪泛区。第三次是宋哲宗年间，他希望能一改前人败绩，直接让黄河回归故道，结果1099年黄河再度决堤，引起特大洪水，甚至将山上禹庙都冲毁了。

      北宋三位君主的三次黄河改道工程皆导致黄河故道决堤，经济遭受重创，军事重镇河北多次遭遇水淹，战力大幅下降，可谓建造长城不成，反倒自毁长城。1126年金兵长驱南下灭宋，某种意义上来说，“三易回河”工程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近现代失败的超级工程不少。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瓦依昂大坝工程，工程人员提出存在地质隐患，意见未得到重视。1956年大坝开工后，决策者将原定230米的设计高度增至262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大坝，库容也达到初始设计的3倍。结果1963年10月9日，因降水导致周围山体崩塌，超过2.6亿立方米的沙石在几十秒中塞满了整个水库，大坝依然耸立毫发无损，但是泥石流已经掩埋库区，且下泄瞬间掩埋至少2000人。

      现代最著名的失败案例要数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日本福岛核电站。前者是运维环节管理不善，后者则是设计之初就有问题。

      身在“超级工程”只感到平凡

     《读+》：作为从大庆走出来的能源与矿业工程专家，您能否谈谈您自己参与过的“超级工程”？身在其中，是什么感受？

      刘合：我1978年上了大庆石油学院，在大庆油田工作了28年，算是第二代“大庆人”。当我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是一些平常平凡的工作；事后再看，我感到我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工程。

      世界同类油田的稳产期一般只有3至5年，最高的不超过12年，但大庆油田实现了5000万吨连续27年稳产，4000万吨连续12年稳产，现在还是3000万吨，它的油产量在全国现在还是占第二位，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5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大庆油田因其在国家战略、资源禀赋、技术创新、产业带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堪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级工程”。

      我们不是大庆油田的缔造者，但我们是建设者之一。离开大庆之后，我又参加了大庆古龙页岩油等一系列油气勘探开发工作。在整个大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创新，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些超级工程都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它能够得到历史的证明。

来源：长江日报  2024年3月26日